市場監管部門對流通領域中的不合格商品作出行政處罰后，會按照《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工商行政管理行政處罰信息公示暫行規定》要求，將當事人的行政處罰信息予以公示。在不少案件中，當事人對行政處罰能夠客觀的理解和接受，但對其行政處罰信息被公示到網上并不愿接受，提出很多異議。

　　例如，有兩家商場開辦者，他們管理上很到位，經營和售后很負責，相關制度嚴謹且具備可操作性，從監管部門角度來評價，這樣的企業算得上是誠信守法服務周到的模范。在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監測中，這兩家企業經銷的個別商品因檢測不合格受到行政處罰，當接到“行政處罰信息公示告知單”時，這兩家商場開辦者感覺自己非常無辜：一是覺得自己環節把關上沒主觀上的錯誤，包括被處罰的商品都三證齊全，進貨時要經過嚴格的索證索票，把關后的商品才允許上架銷售。二是自己接受處罰并改正錯誤的態度非常積極，對于行政處罰，他們能夠理解并接受，但是對于背負信譽上的“處罰”不能接受。

　　國家提出信用體系建設具體措施開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使得企業信譽評定實現了具體的量化體現，并通過各種媒體公之于眾。包括行政處罰等任何不良記錄，一旦公示勢必不同程度的降低企業信譽度，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具體比如在融資、評優、上級機構獎勵或地方政府表彰等方面。主觀故意的失信行為必須通過公示讓公眾知曉，他們理所應當承擔失信上的懲罰，甚至將其淘汰出市場。但諸如前面提到的被處罰的誠信守法商家，違法行為被公示后同樣背負了銷售不合格產品的信譽損害，而且對于行政處罰信息被公示，相關法律沒有給他們提供陳述、申辯的權利，也沒有類似其他行政的救濟渠道。

　　綜合以上情況，誠信守法商家確實有捍衛自己信譽的理由。首先，他們確實在守法經營。在市場領域中他們屬于銷售環節，在該環節他們完全按照《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執行。對于履行責任的商家出現質量問題責任不應完全該歸咎于他們，畢竟他們不具備檢測鑒定的能力，也沒這個義務。

　　第二，信譽損害給他們帶來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違法本身的處罰。當下信息高度發達，傳播速度快范圍廣，違法行為一經公示所有關注過的人都會知曉。知根知底的人會站在理解的立場去對待，但這部分人畢竟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不會這么認為，包括他們的消費者、合作者甚至媒體機構。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此種情況必須做出行政處罰，但客觀上具備從輕的條件。單純的行政處罰幾乎不影響商家的信譽度，可是行政處罰一經公示后，商家或許還要承擔丟掉消費者及合作伙伴、聲譽受損等一系列損失。

　　第三，信息公眾的認知度不能忽視。行政處罰信息公示平臺是由官方發布，在社會公眾認識領域具備最高的權威性，給公眾的可信度遠遠超過網上評價、網上調查等信息來源。如果說后者只是用來參考的的話，前者足以直接作為認定。等同于當事人無主觀意識的違法行為經公示后社會認知被無限的放大，很難扭轉。

　　單純的行政處罰公示，是區分不出主觀故意甚至惡意違法與無主觀意識的違法。為了更好的維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行政處罰信息公示方面應該采用不同性質區別對待方式，以減少誠信守法經營者信譽上的損害。或者在信息公示上做進一步規定，或者在融資、評優、上級機構獎勵或地方政府表彰等方面的條件要求作出相應調整。

　　推行信用體系建設是順應市場經濟要求，服務經濟發展的舉措，宗旨是褒揚誠信，懲戒失信。當前市場環境，信譽減損對商家的震懾力遠大于行政處罰。要使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就必須創造一個優良的消費環境。作為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應該順應時代要求，轉變以往監管服務觀念，本著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經濟的理念，發揮行政指導職能，把工作重點放到服務于本地區信用體系建設中。摒棄按部就班思想，切合實際，幫助誠信守法經營者維護他們信譽免受無辜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