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如何實現這一跨越？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為此，本報從今天起圍繞“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出系列述評。

　　按照中央部署，我國將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這意味著政府審批邊界的逐步縮小，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不斷擴大，此舉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上的決心、信心和勇氣。

　　　　從上海自貿區起步到全國范圍內統一實行，“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不僅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夯實了基礎，也為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創造了條件。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看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將大大降低市場準入的門檻，給市場主體提供公平競爭的制度基礎，這一改革將深遠地影響到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格局。

　　自2013年以來，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經過了三次修改，限制措施由第一版的190項縮減到目前的95項，其中不少風險可控的試點經驗都已在全國推廣，諸如經營類電子商務、實用油脂加工、摩托車制造、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經營等均已放開，透明度、可預見性已大幅提升。

　　在此基礎上，上海、天津、廣東、福建4個自貿試驗區所在省級行政區率先開展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改革試點，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及相應的體制機制。

　　“負面清單”明確了政府的邊界，激活了市場。目前，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實施進入倒計時，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的精神，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放管服”改革的力度，為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順利實施創造條件。

　　需要指出的是，“負面清單”作為一種新的市場準入管理模式，在實施過程中要加以不斷完善和持續改進，以盡可能多地發揮其正向效應。

　　一方面，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本身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要根據市場發展的情況，對相關清單內容實行動態調整，既要堅持法定原則，也要充分考慮到不同地區發展的差異性，強調漸進性原則，對于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等要留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做到與時俱進。

　　另一方面，要切實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謹防“一放了之”以及由此產生的市場失控。“法無禁止皆可為”，絕不等于市場主體可以隨心所欲，更不意味著市場主體可以胡作非為。政府要把更多的監管資源投向事中事后監管環節，建立高效統一的監管數據監測、分析和預警體系，將市場各方的行為納于規則之下，為防范市場風險和提高監管效率提供有力保障。

　　“負面清單”的不斷縮短，意味著市場將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要盡快形成與“負面清單”制度實施相匹配的制度規章，要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公布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切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負面清單”的背后，是更為明確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只有這些“清單”變得透明了，才能真正帶來公正公平的市場環境。同時，還要全面引入社會信用體系和激勵懲戒機制，在全社會形成“失信寸步難行、守信行遍天下”的良好氛圍。

　　可以預計的是，全國統一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開啟，將極大地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帶來更多的創新創造。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國內沒有先例，國外也沒有現成、可照搬的經驗，難免會出現一些新問題新情況，對此我們要緊抓制度創新這個核心，主動服務國家戰略，攻堅克難、砥礪前行，不負國家和人民的囑托和眾望。